为啥给留学生补贴？
5月初，有76人所属的42家国际教育公司向教育部发文称，由于受疫情影响，外国学生未能按时返校，数以万计的留学中介业务陷入停工停摆困境。为此，这些公司迫切希望国家能在留学实践环节给予一定包容，允许多次递交最终成绩，并延长学习时间以完成学业。
这些公司主要诉求是，若无法达成上述更改，则要求针对因疫情影响而失去留学必要经济条件的中国留学生，由教育部或国家承担第一年到第三年的学费，同时由国内高校统筹安排，将第四年的学业也一并完成。
其实，早在4月3日，教育部就曾回应过该诉求，内容如下：“关于受疫情影响的海外毕业生回国就业有关事宜，教育部将按照国家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规定，做好境内外高等学校2020年应届毕业季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，为留学人员组织招聘活动，为广大用人单位与留学回国人员搭建交流的平台。”但如今，这些国际教育公司仍执意诉求将学习时间延长至第五年，因为当下只有如此才能令学生达到学位要求。如此一意孤行，到底是何种信念在支撑？
事实上，部分企业早在去年就开始做准备。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《2019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年度报告》曾指，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，中国高等教育已达到终身制，“本科生教育已达到高等教育阶段的最低限度，只需要3年”。
于是在2018年，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高校举办，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指导，全国就业指导中心、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学学会主办的“第五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论坛”上，来自全国各地约350家高校就业部门领导齐聚一堂，探讨如何优化完善现代就业制度，促进大学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。这次论坛提出的建议措施就有“将博士生培养年限由三年的现行制度改为四年”。
其实，这些国际教育公司背后站的是一股庞大的势力。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8年发表的《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调查报告》称，在中国现有家庭总数为4.85亿，其中就有1.3亿为了孩子升学、培训等而支出，家庭平均为19.4万元。据新浪教育2016年报道，中国高中生平均每年的培训费用约2.2万元。有数据称，从2015年到2020年，国内高端家庭教育市场规模会从1200亿增长到2500亿左右。同时，还有数据估计，由于家庭教育市场参与者大多为机构，最终进入市场流通的钱高达数万亿。
对于国内的教育机构而言，眼前的关键是，境外的留学项目是否继续，可能更多取决于政府的态度。而一旦国家决定减免中国留学生的学费，这些机构很可能转而建议国家将原本只能一年获得的成绩期限延长，将原本35000美元一年的花费增加3倍。在留学生的学费可以涵盖科研成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减免原本无可厚非，但说到底，这仍然是一次官商勾结的利己主义行为。
从2000年起，中国教育部便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。这些企业本应该是自由市场中的“黑马”，在正常有序的市场竞争中，依照“价格决定一切”的经济学规律，发挥服务职能，但在长达20年的“红利”中，无论是企业还是机构都忘记了自己的本分，反客为主，最终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，阻碍教育治理改革的大势。